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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外企也不是优秀人才的第一选择，李开复认为：“应届毕业生通常更喜欢在中国公司工作，到最后，跨国公司的领导实际上只是职业经理人。如果他们要在这个竞技场里与当地的企业家竞争，我认为美国公司在这种环境下成功的机会不大。”7、不能适应法律。谷歌败走中国一定程度与此有关，不论是谷歌来中国还是中国公司去海外发展，遵从当地法律至关重要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如果不确定能否很好地遵守当地法律，当初就不应该去（就像Facebook和Twitter一样），在谷歌中国尚未退出的几年时间里，百度能够一直压制谷歌，一定程度是因为它比谷歌更懂中国法律，百度当时的战术很野蛮，比如MP3就一度成为其主要搜索频道，带来了大量的流量，当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，这样做并不违法，版权意识强烈的Google在中国投资了走正版音乐路线的巨鲸音乐，然而事与愿违。

另外，高瑞东还看到，本次中央经济会议中，提高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，特别强调明年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，加强战略性、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。这意味着我们会从国家战略出发，提前布局一批重大项目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效应，而且因为总体投资规模大，稳定经济效果立竿见影。

其实，在12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认为，要全面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、保稳定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12月初，中国的经济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事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应该保“6”的讨论，从余永定到陆挺，再到刘世锦、鲁政委等等众多经济学家参与到是否保“6”的辩论中。余永定是社科院学部委员，曾经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，刘世锦则是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

易到第二次战略失误是错拿了乐视的钱。2014年3月，Uber宣布进入中国市场。此时激战正酣的滴滴与快的意识到了Uber在中国的野心，并选择抱团作战。2015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，滴滴快的宣布合并。此后，滴滴和Uber在中国市场开启疯狂补贴模式。仅2015年一年，Uber在中国市场亏损超过10亿美元，而滴滴方面曾被爆料一年花费40亿美元进行“市场培育”。

我们过去谈消费，主要是谈让老百姓怎么花钱的问题。但如何学会花钱，如何通过零售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品质，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所以，我今年特别提出，应建立一个全程反映老百姓消费结构、消费水平、消费品质变化的宏观统计的指标体系。现在，我们经常谈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在变化、升级，但缺少客观指标。过去的统计指标都是生产端，很少有消费端的。有了消费统计指标，不仅可以了解老百姓花了多少钱，更能关注他花钱做了哪些事。

回顾A股历史，增持回购潮一般也是市场阶段性筑底的一个标志。2016年1月A股调整至2600点附近，为提振市场信心，上市公司股东们积极增持股票。1月份共563家公司获股东增持，最后股指触底反弹；2017年4-5月沪指从3300点调整至3000点附近时，上市公司兜底式增持引发市场关注，最后股指触底反弹。